红雨
2008-01-29 15:58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先后发表《文明的冲突》、《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假若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两文。随后为回答各方的怀疑与指责，塞缪尔·亨廷顿又于1996年出版了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颇具影响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文明冲突”模式成为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尽管有很多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很不以为然，但对美国的霸权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意义重大。它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强奸，为美国霸权主义披上了一件“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外衣。不仅如此，它还成为了美国霸权主义推进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最终选择，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潮流方向的文明，其他文明则相反。因此，作为西方文明的卓越代表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促使其他文明“归一”于西方文明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即使这种“归一”可能要消灭一些别的文明也是“正义”和应当的。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总结了人类尤其是近400年来殖民主义扩张历史后，得出结论：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并洋样自得地指出，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统一的图景，一直是一个基督文明替代其它文明的景象，因此他们从来不愿意了解其它文明，从而对其它文明在经济上的崛起深感恐惧。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明显反映了这种情结。在这篇争议很大的文章中，他抱怨非西方国家学习了西方的技术，却用来支持自己的文化。这种态度使得不少西方学者几乎从不考虑怎样与其它文明共同创建一个全球文明的问题。相反，为了实现这种基督文明统一世界的理想，唯一的文化选择就是丑化其它文明。”（《为万世开太平》，盛洪）
但事实上，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其他文明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足。
“文明冲突论”掩盖了世界新的对抗的实质和真相。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的对抗和协调的真正模式是国际霸权主义和国际民主的冲突，其实质是生存冲突。美国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以极度的资源消耗为前提和基础的，美国人的生存方式也要依赖充裕的资源支撑。然而，地球只有一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也需要资源，而且，随着一些主要民族的自觉和复兴，可供美国分配的国际资源总量是呈下降趋势。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下，美国取得增量国际资源的成本和难度逐渐加大。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经济和生活。没有充裕的资源增量的支持，美国的经济不但难以取得增长，而且其文明也将解体。美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意识到了这一点。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成为拯救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当务之急。
当然，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是为美国能不受约束地取得国际资源增量为目的的。然而，当前的国际资源分配格局已经对其他民族极为不利，很多民族占有的资源仅仅能够维持自身低水平的生存，有些民族甚至连自身低水平的生存也难以维持。美国要取得国际资源增量，就只有消灭一些民族，减少资源消耗人口数量，挤出一些资源来，并占为己有。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美国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推进霸权，美国希望在推进霸权的过程中实现对其他民族的消灭，而依靠已经建立的霸权体系实现对“新资源空间”的占领。对美国而言，霸权推进不过是开发“新资源空间”。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而言，美国的霸权则意味着灭顶之灾。
因此，国际霸权主义和国际民主的冲突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对抗和协调的主要模式。美国霸权妄图霸占世界资源，奴役甚至消灭别的民族，世界反霸权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斗争。
“文明冲突论”还是美国推进霸权的有效工具。它一方面以文明的相似性为幌子，利用西方其他国家的力量来消灭其他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将不同民族的矛盾扩大为所谓的文明矛盾，挑起和激化民族矛盾，为美国的霸权所用。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冲突发生在分别属于不同文明的临近国家之间，这种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利用各种综合手段达到目的。
“文明冲突论”还为美国霸权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模式：通过文化侵略，击垮其他民族的文化，动摇其民族自信，破坏其团结的基础。美国的文化侵略还妄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认可其霸权的价值观体系，从而减低其霸权推进的门槛。这样既为霸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也为今后霸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在亨廷顿看来，至少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南非和某个伊斯兰国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那些最大的文明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的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包括：输出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移植“美国经济和发展模式”、推行美国式政治民主等，这些手段都是刺向其他民族根本之剑。输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腐蚀了别的民族持久发展的根基。由于受到美国文化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美国那种奢靡生活的迷恋，他们一方面会逐渐丢失他们原有的勤俭节约的美德，另一方面会漠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拒绝对自己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从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被置换，一个民族的发展后劲被断送。从国家发展模式来看，美国在一些国家移植的“美国模式”不过是险恶的陷阱。由于美国霸权的意图和依托都是对世界资源绝对霸占，这些国家不可能获得充足的资源来支持自己沿着美国模式走下去。美国推行美国式的政治民主，不过是刻意破坏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的传统，以实现对其宗教和政治的分裂，消除了这些国家人民团结的基础和力量，使这些国家陷于动荡，为美国自己营造出只需去方便填补的力量真空。
美国的文化侵略，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财富剥夺的需要。众所周知，美国掠夺别国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依靠其美圆体系。美国通过提高银行利率，发行高息国债，吸纳全世界各国的资金。美国用借来的美元还债并且作本钱支付购买全世界的商品。这样，美国虽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由于美国欠的是美元，美国财政部和联储可以运用利率手段、货币手段使美元恶性贬值，使美国国家及个人所欠的债务大笔勾销。美元恶性贬值对美国国家及美国民众是有利的。但对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意味着，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的钱，最终还是变成一堆废纸，不过是在给美国打白工。显然，美圆体系有一个重要的依托，那就是世界各国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上采取和美国一致的模式，这样才更有利于美国对其他国家财富的剥夺。
总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就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
尽管有很多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很不以为然，但对美国的霸权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意义重大。它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强奸，为美国霸权主义披上了一件“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外衣。不仅如此，它还成为了美国霸权主义推进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在亨廷顿看来，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最终选择，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潮流方向的文明，其他文明则相反。因此，作为西方文明的卓越代表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促使其他文明“归一”于西方文明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即使这种“归一”可能要消灭一些别的文明也是“正义”和应当的。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总结了人类尤其是近400年来殖民主义扩张历史后，得出结论：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并洋样自得地指出，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统一的图景，一直是一个基督文明替代其它文明的景象，因此他们从来不愿意了解其它文明，从而对其它文明在经济上的崛起深感恐惧。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明显反映了这种情结。在这篇争议很大的文章中，他抱怨非西方国家学习了西方的技术，却用来支持自己的文化。这种态度使得不少西方学者几乎从不考虑怎样与其它文明共同创建一个全球文明的问题。相反，为了实现这种基督文明统一世界的理想，唯一的文化选择就是丑化其它文明。”（《为万世开太平》，盛洪）
但事实上，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其他文明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足。
“文明冲突论”掩盖了世界新的对抗的实质和真相。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的对抗和协调的真正模式是国际霸权主义和国际民主的冲突，其实质是生存冲突。美国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以极度的资源消耗为前提和基础的，美国人的生存方式也要依赖充裕的资源支撑。然而，地球只有一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也需要资源，而且，随着一些主要民族的自觉和复兴，可供美国分配的国际资源总量是呈下降趋势。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下，美国取得增量国际资源的成本和难度逐渐加大。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经济和生活。没有充裕的资源增量的支持，美国的经济不但难以取得增长，而且其文明也将解体。美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意识到了这一点。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成为拯救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当务之急。
当然，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是为美国能不受约束地取得国际资源增量为目的的。然而，当前的国际资源分配格局已经对其他民族极为不利，很多民族占有的资源仅仅能够维持自身低水平的生存，有些民族甚至连自身低水平的生存也难以维持。美国要取得国际资源增量，就只有消灭一些民族，减少资源消耗人口数量，挤出一些资源来，并占为己有。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美国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推进霸权，美国希望在推进霸权的过程中实现对其他民族的消灭，而依靠已经建立的霸权体系实现对“新资源空间”的占领。对美国而言，霸权推进不过是开发“新资源空间”。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而言，美国的霸权则意味着灭顶之灾。
因此，国际霸权主义和国际民主的冲突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对抗和协调的主要模式。美国霸权妄图霸占世界资源，奴役甚至消灭别的民族，世界反霸权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斗争。
“文明冲突论”还是美国推进霸权的有效工具。它一方面以文明的相似性为幌子，利用西方其他国家的力量来消灭其他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将不同民族的矛盾扩大为所谓的文明矛盾，挑起和激化民族矛盾，为美国的霸权所用。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冲突发生在分别属于不同文明的临近国家之间，这种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利用各种综合手段达到目的。
“文明冲突论”还为美国霸权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模式：通过文化侵略，击垮其他民族的文化，动摇其民族自信，破坏其团结的基础。美国的文化侵略还妄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认可其霸权的价值观体系，从而减低其霸权推进的门槛。这样既为霸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也为今后霸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在亨廷顿看来，至少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南非和某个伊斯兰国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那些最大的文明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的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包括：输出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移植“美国经济和发展模式”、推行美国式政治民主等，这些手段都是刺向其他民族根本之剑。输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腐蚀了别的民族持久发展的根基。由于受到美国文化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美国那种奢靡生活的迷恋，他们一方面会逐渐丢失他们原有的勤俭节约的美德，另一方面会漠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拒绝对自己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从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被置换，一个民族的发展后劲被断送。从国家发展模式来看，美国在一些国家移植的“美国模式”不过是险恶的陷阱。由于美国霸权的意图和依托都是对世界资源绝对霸占，这些国家不可能获得充足的资源来支持自己沿着美国模式走下去。美国推行美国式的政治民主，不过是刻意破坏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的传统，以实现对其宗教和政治的分裂，消除了这些国家人民团结的基础和力量，使这些国家陷于动荡，为美国自己营造出只需去方便填补的力量真空。
美国的文化侵略，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财富剥夺的需要。众所周知，美国掠夺别国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依靠其美圆体系。美国通过提高银行利率，发行高息国债，吸纳全世界各国的资金。美国用借来的美元还债并且作本钱支付购买全世界的商品。这样，美国虽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由于美国欠的是美元，美国财政部和联储可以运用利率手段、货币手段使美元恶性贬值，使美国国家及个人所欠的债务大笔勾销。美元恶性贬值对美国国家及美国民众是有利的。但对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意味着，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的钱，最终还是变成一堆废纸，不过是在给美国打白工。显然，美圆体系有一个重要的依托，那就是世界各国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上采取和美国一致的模式，这样才更有利于美国对其他国家财富的剥夺。
总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就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