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碗 饺 子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每个普通家庭供应的细粮和豆油等生活必需品都是有数的，只有过年的适合才能增加一些，我们这座城市虽然是一个地区政府所在地，下辖十二个农业县但也是非常贫困。

在我印象里全城除粉米厂的六楼算是高楼外（其实也真找不到其他的楼房）居民大多住在低矮的平房里，但正是这种平房却连接了邻里之间的关系。那时邻居之间走动的非常平凡，谁的家里有个大事小情左邻右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很少有人袖手旁观。那时我父亲经常给邻居捎回一些紧俏物品，记得我第一次吃地瓜时给邻居送去几个尝尝新鲜，邻居不认识把地瓜说成的“红色的土豆”！至于各种大枣更是让他们瞠目结舌。其实别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就是当时一些地方官员也不一定吃过、见过。一次我母亲打算在自家的院子里盖一个猪圈，邻居听说后纷纷前来助阵。有的负责联系砖瓦；有的负责联系沙子和黄土，要知道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即使是买砖瓦不找人批条子也是买不到的。左邻右舍，齐心协力很快一个猪圈就盖好了。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是一家粮店的负责人，我父亲找他特批了五斤白面和二斤豆油（那时候每个人定量才四两豆油）父亲曾在沿海城市排了好几次队才买到半斤海米，母亲韭菜和猪肉包三鲜馅的饺子。

初冬的天黑的很早，我把罐头瓶子系上绳子系在小木棍上，点上一只小蜡烛。这种蜡烛我们把他称之为“磕头了”意思是燃烧的时间比较短，不过用做小灯笼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全家每人负责几家，把饺子用大碗装满热气腾腾的送到邻居家里。如果放在今天，听说有谁因为嘴急抢吃的而掉了下巴，你一定会逢人就说把他当作笑话来看，或者随口说声“没出息”甚至可能成为侮辱别人的把柄。但这在当时却没有人笑话，因为在平时是吃不到饺子的。这就是那时候为什么盼望过年的原因之一，只有过年才能改善生活、才能有好东西吃、才能有新衣服穿。邻居里有一个家庭的人口多，是按人头分的。常常是老人让孩子，孩子让老人，等分好了有一个孩子嘴急就掉了下巴。

若干年后，他见到我的时候仍念念不忘当年吃到嘴里的那几个三鲜馅饺子。已经成为一个私企老板的他说：“不管现在吃什么山珍海味，就是吃不出当年那碗饺子的味道来”。如今他住的是大面积的楼房，一家一层楼，楼上楼下老死不相往来。想来并不是吃不到当年的滋味，而是找不到当年邻居之间那种真挚的感情。一碗饺子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作为食品本身的价值，他联络的是一种用金钱永远都无法买到的深情厚谊。